最近總統選舉將至，在眾多議題中，基本工資居然也浮上台面，讓我有點意外，不過這或許是受到美國也正在討論基本工資調漲的影響。朱立倫的主張是在任內將基本工資從兩萬零八調漲為三萬元，希望能「透過調薪，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翻轉」。這其實是他「戰略三策」的其中一策，其它兩策分別是縮小貧富差距（富人稅）與凝聚共識、開拓國際空間。當然，這個政見一推出，馬上引來了各方意見，其中也包括了民進黨與工商協進會的反對。身為一個商科學生，我立刻想起了過去學過的個體經濟學案例，為此我還特別去翻了 Greg Mankiw 的《經濟學原理》，裡面提到從理論上來說，工資是勞方與資方的供需平衡，如果強加一個比均衡工資更高的法定工資，會造成失業率上升，因為資方會聘更少人，工資的提升也會刺激更多人去工作。不過，這些只是理論，如果以大前研一「現象與問題」的方式去思考現實生活中「基本工資的意義與實施方法」，我發現這個題目很耐人尋味。
大前研一在《思考的技術》一書中提到，當我們要解決問題時，都應該找到真正的問題。聽起來好像理所當然，但很多人會把問題跟現象搞混，以為只要把現象翻轉，就可以得出解決方案，這是非常可笑的。以上的例子來說，「基本工資」是「勞方與資方供需平衡」的結果，所以如果只是看到「基本工資太低」，然後想「那就提升基本工資吧」是不夠的，因為這樣的建議並沒有什麼實質性內容。如果我們再往下想一層，提出「檢視勞方與資方的供需狀況是否有問題」，才能從根本解決「基本工資太低」的問題。如果不以後者的方式思考，硬是提高基本工資，就會落入《經濟學原理》中提到的失業率陷阱，甚至在現實生活中衍生勞資對立、產業外移等問題。
確定了問題的切入點以後，再思考「最低工資的意義為何？」我認為在現實生活中，它是促使供需平衡的輔助，避免資方中飽私囊、壓榨勞方。理論中的供需平衡是建立在資訊完全透明，而且能即時反映條件變化的假設上，但考慮到現實生活中，找工作跟買房子一樣，勞方對資方狀況所知甚少，所面對的只是一紙合約，而非完整的市場資訊，供需平衡也就無法如理論那麼即時且滑順，這時候最低工資就派上用場了。為了確保資方沒有偷留一手，市場利益公平分配，政府有必要訂定一個「與理論均衡工資同樣水平的基本工資」，這樣一方面不會出現失業率的問題，因為供需還是平衡的，一方面也能確保資方已經把吐出所有該給勞工的薪資，市場運轉是有效率的。這麼想不但符合「檢視勞方與資方的供需狀況是否有問題」，也不難發現落實最低工資政策的兩大關鍵：第一，如何確定理論均衡工資有多高；第二，市場是否真的存在資方中飽私囊，分配不公平的現象。如果再考慮現實生活中，企業退出國內勞動市場的狀況（引發產業外移），還可以考慮第三個關鍵：最低工資的訂立是否能有效使企業吐出盈餘或升級產業，還是只會讓企業轉移戰場，尋找另一批得以壓榨的勞方。
前兩個關鍵或許可以透過分析勞動市場中的供需彈性（基本工資每調漲多少，失業率上升幾個百分點），以及檢視行業中各個企業的盈餘分配狀況，確認「基本工資應該調到多少」以及「有沒有必要調基本工資」。我不清楚國民黨政見中所提到的數字是不是基於上述的分析方法，但如果朱主席的目標真的是「推動產業升級與經濟翻轉」，那第三個關鍵的思考就顯得格外重要。因為如果我們得出「有必要提高基本工資，但基本工資已經無法再調漲」這種看似矛盾的結論，代表企業隨時有可能藉由退出市場迴避成本（包括短期的工資成本，與長期的產業升級成本）。這或許解釋了產業外移的原因，也點出國民黨試圖以提升工資來帶動產業升級的方案是不可行的，反而可能會導致失業率上升（關鍵一），或是導致企業出走（關鍵三）。想到這裡，薪資的解決方案已超越了調漲與否，我們仍得往下檢視勞方與資方的狀況，尋找真正的問題，一旦問對了問題，解決方案也就自然出現。
最後，不得不說上面的分析還算粗淺，基本工資可能是表層現象的問題，各個關鍵底下也還有許多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。從各方聲明看來，法律、總體經濟（另包括匯率、利率）、生活水準與企業管理文化都是需要考量的因素，唯有對各個關鍵的成因進行深度分析，建立起完整的邏輯架構，我們才能將他們稱為「結論」，並根據這些結論做出正確的判斷，這也應該是總統候選人提出響亮政見前就該做好的功課，可惜我未能在朱立倫的聲明之下找到更多細節。老實說，我還真期待哪天台灣的候選人能像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一樣出一本完整的報告，詳細說明每項政策背後的證據與邏輯，在我看來這不是資源的問題，只是候選人（與選民）有心無心的差別罷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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